顾炎武的廉政思想主要涵盖在《日知录》卷七至卷十九，核心观点是《与公肃甥书》所言：“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，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义，而其本在于养廉。”他孜孜以求探寻廉政建设规律，是为了实现“意在拨乱涤污，法古用夏，启多闻于来学，待一治于后王”的人生志向。顾炎武的廉政思想既汲取历史滋养又立足现实问题，主张标本兼治、系统治理，为后世怎样实现政治清明、政府清廉、官员清正开出良方。

君臣来自百姓。顾炎武通过考察上古时代君臣产生的历史渊源，提出“为民而立之君，班爵之意，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，而非绝世之贵。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，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；知‘禄以代耕’之义，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”，这是对“三纲五常”等级制度观念的辩证否定，认为君主也是一个普通的职位，不是能够骑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的“天之骄子”；官员同样来自百姓，原先也靠耕田谋生，不是天生高贵，厘清了君民官民之间的关系。顾炎武认为建立一个清廉政府，统治者要确立“救人以事，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”的权力观，将为百姓分忧解难看作自己的本职所在。

取士先看品行。顾炎武生于明末，曾经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而失败，指出：“八股之害，等于焚书，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。”认为八股取士危害远远大于秦始皇焚书坑儒。他深刻揭露科举制度诱导读书人为追求高官厚禄而苦读，一旦中举为官往往形成大肆贪污受贿的补偿心理。顾炎武认为要选拔真正的人才，必须综合察举制和科举制的优点，实行以考察品行和民间声誉为主，同时考核个人处理实务能力为补充的选拔制度。他说：“崇礼让以厉己，显节义以标信，以敦朴为先最，以雕虫为后科”，强调只有罢黜不择手段搜刮百姓钱财的小人，选拔心忧天下、执政为民的君子，才能促使官场风气清正；只有制定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的选人标准，公开公正公平录用程序，才能真正做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，为推行廉政善政夯实人才基础。

为官崇尚俭约。成于俭，败于奢，一个政权的崩溃往往是从统治者追求奢靡生活开始，一个官员的贪腐也是从滑入过度享受起步。要保证政权稳定社会安宁，朝廷大臣必须率先垂范，崇尚俭约。顾炎武举例蜀汉丞相诸葛亮向后主上书，说自己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、田地十五顷，足够家人正常生活开销，自己平时带兵在外，所需生活用品都是官府提供，不再需要谋取钱财，希望自己死后，不要给家庭积攒多余财富而辜负陛下的期望。顾炎武认为任用俭约的重臣能够净化官场的不良风气，告诫后世统治者要重视涵养官员节俭朴素的生活作风，这样才能达到“修之身，行之家，示之乡党而已，道岂远乎哉”的善治境界。

用权必受监督。顾炎武列举贞观二十年，唐太宗派遣大理寺卿孙伏伽、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，以六条巡察要目巡视四方，黜陟官吏。唐太宗根据巡察结果将二十名优秀牧守提拔奖励，判决七个犯严重罪行官员死刑，罢黜流放数百名不合格官员，以后多年坚持巡察，让权力在规则下运行，造就了贞观盛世。元代实行风宪之制，建立中央各部不法官员由御史台弹劾，地方官员违法由行御史台弹劾的分级监察制度，规定每年的八月到次年的四月，由朝廷统一任命官员进行巡察。明太祖明确监察人员只对官员贪腐枉法事项进行问责惩处，不得干涉地方具体事务。顾炎武认为通过巡察，带来的是“郡县吏皆奉法，百姓滋殖，号为小康”的清明政治。以详实的史论证明信任不能代替监督，用权必受巡察的治吏之道。

“清议”制约腐败。所谓“清议”是指古代民间对政府政策和官员言行议论评判的舆论力量。顾炎武认为要确保权力不变质不变味，除了要严格的内部巡察，接受外部的舆论监督也是不可或缺的。他说“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议”，只要政府有治理不到位的地方，要允许百姓提出批评意见。他赞赏汉代实行的乡举里选的评议制度，一个人在被推举做官之前，必须充分征询民意，考察他的生平事迹，如果发现有道德上的污点，立刻遭到唾弃，不得为官。顾炎武深刻总结惨痛的历史教训，发出“天下风俗最坏之地，清议尚存，犹足以维持一二。至于清议亡，而干戈至矣”。如此警世恒言，意在告诉后人民意不可废的治国之道。

奖廉涵养清正。顾炎武认为要让官员养成廉洁从政的行为习惯，除了要不断进行礼仪规范的道德教育，筑牢拒腐的防线，也要关注普通官员的收入能否正常养家糊口，他说：“今日贪取之风，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，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。”主张对那些笃志学问、品行端正的君子可以授予翰林、国子监的职位，而不必去专营官位；对一生勤勤恳恳为民谋利、一贫如洗的清廉官员在告老还乡时，朝廷要赐给他们五顷十顷的田产，国家免其租赋，让他们用这些收入来养老，规定这些田产可以传给子孙后代，让天下人都知道这是清廉为官得到的奖励。

除贪须用重典。顾炎武详细考证吏治史，得出凡是用重典惩治贪腐的时期，政治普遍较为清明，百姓安居乐业；对惩治贪腐失之于宽、失之于软，政治普遍黑暗，民不聊生。顾炎武提出有效根治贪腐的三条举措。第一不徇私。君王带头贯彻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”的公正原则，不能护私偏袒。第二不赎罪。凡是犯了贪赃枉法罪，绝不赦免，绝对不能用功劳钱财来赎罪。认为赎罪不仅纵恶，而且败俗。第三罪及子孙。为了打破贪腐官员“牺牲一人，幸福全家”的侥幸心理，必须增加贪腐者的违法成本。对于贪官污吏，不仅对本人处以重刑、抄没财产，还要罪及子孙。顾炎武纵览历朝历代治乱兴邦的历史典籍，目睹明末吏治腐败而亡国的深刻教训，得出“法不立，诛不必，而欲为吏者之毋贪，不可得也”，强调治国必先治吏，惩贪须用重典。

家事岂能放任。顾炎武认为官员要教育子孙勤俭持家、耕读传家、遵纪守法、谦逊待人，秉持“贤而多财则损其志，愚而多财则益其过”的治家理念，不给子孙留下过多的钱财，要给子孙留下美德学问。他赞赏包拯训戒子孙家训：“有犯赃者，不得归本家，死不得葬大茔。”官员本人应树立“夫一生仕宦，投老得闲，正宜进德修业，以补从前之阙”的志向，克服“而知不能及，流于异端，其与求田问舍之辈行事虽殊，而孳孳为利之心则一而已矣”的缺点，做到在任时清廉勤政，把精力放在治国安民上，离任后进业修德，保持晚节，为教化一方社会风气、造福一方百姓出谋划策。